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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23章 重说南洋

    海南岛在汉代已设置郡县,并入了中央帝国的版图,但仍是“天高皇帝远”,与中原的关系处于若即若离和时密时疏的状态,于是才有南北朝冼夫人率一千多黎峒归顺朝廷的故事。没有疏离,何来归顺?
    北宋以后,在蒙古、突厥等北方游牧民族板块的挤压之下,华夏文明中心由黄河流域向长江流域转移,帝国对海南的控制和渗透渐次加强。特别是从明朝开始的大批移民,沿东南沿海推进,渡过琼州海峡,汉人群落在海南形成了主导地位。“闽南语系”覆盖闽南、台湾、潮汕以及海南,给这一次移民留下了明显的历史遗痕。丘浚、海瑞等一批儒臣,后来都在闽南语的氛围里得以成长。
    至此,海南最终完成了对华夏的融入,成为了中原文化十分重要的向南延伸。但观察海南,仅仅指出这一点并不够。处于一个特殊的地缘区位,海南与东南亚相邻与相望,与南洋文化迎头相撞,同样伏有南洋文化的血脉。所谓“南洋”,就大体而言,“南”者,华夏之南也,意指岭南沿海以及东南亚的广阔地域,其主体部分又可名之为“泛印度支那”,即印度与支那(china,中国)的混合。源自南亚的伊斯兰教与源自东亚的儒学在这里交集并存,而深眼窝与高颧骨等诸多马来亚人种的脸型,则是印度人与中国人混血的产物。至于“洋”,海洋也,从海路传入的欧洲文化也,在中国人的现代词汇里特指十六世纪以后的西风东渐,既包括荷兰、西班牙、葡萄牙等第一批海洋帝国的文化输入,也包括英国、法国、德国等第二批海洋帝国的文化输入。“洋火”、“洋油”、“洋葱”、“洋灰(水泥)”等等,就是这一历史过程留下的各种新词,很早就被南洋居民们习用。
    从中原来到海南的人们,会常常发现岛上风物土中寓“洋”。街市上的骑楼,有明显的欧陆出身。排球运动的普及,同样有明显的欧陆烙印。还有语言:“老爸茶”眼下频频出现于海南媒体,但明眼人一看就知“爸”是bar的误解。体育习语如“卖波(我的球)”,“奥洒(球出界)”,当然也分别是myball与outside的音译。如果有人从事跨语际的比较研究,肯定还可在海南方言中找到更多隐藏着的英语、法语、荷兰语——虽然它们在到达海南之前,可能经过了南洋各地的二传甚至三传,离原初形态相去甚远。凡此种种,证明包括海南在内的南洋文化圈,被西方殖民主义的冲击所催生,对欧洲文化的接触与汲收,远比中原内地为早,至少早了一两个世纪。
    有些历史教科书曾断言中国在鸦片战争以前一直“闭关锁国”,其实这种结论完全无视了汉、唐、元、明等朝代的“国际化”盛况,即使只是特指明、清两朝,也仅仅适合于中原内地,不适合中国的东南沿海。当年郑和下西洋不是一个孤立的奇迹,其基础与背景,是这一地区一直在进行大规模的越洋移民,一直在进行大规模的对外文化交流和商业交往,并且与东南亚人民共同营构了巨大的“南洋”。据说海南有三百多万侨胞散居海外(另说为五百多万),足见当年“对外开放”的力度之大,以至于现在还有些海南人,对马尼拉、新加坡、曼谷、西贡的某些街巷如数家珍,却不一定知道北京的王府井在何处。
    南洋以外还有东洋,即日本与高丽。两“洋”之地大多近海,其中相当大一部分,曾经是中央帝国朝贡体系中的外围,受帝国的羁制较少,又有对外开放的地理条件和心理传统,自然成了十六世纪以后亚洲现代化转型的排头兵。在这种情况下,出生于海南的学者陈序经先生最早喊出“全盘西化”的激进口号。孙中山先生领导的民主主义革命最初以南洋为基地,也成了一件再自然不过的事情。这场革命以改造中国乃至亚洲为目标,最初完全依赖南洋的思想文化潮流、资金募集以及人才准备,几乎就是南洋经济和文化发展所孕育出来的政治表达——海南的宋氏家族以及黄埔军校里一千多海南子弟,自然成了革命旗帜下活跃的身影。南洋人民相互“跨国革命”的现象也屡见不鲜。侨民们穿针引线和里应外合,新派人士天下一家,与法国大革命以后欧洲的各国联动颇为相似,以至于在胡志明等前辈的人生故事里,国界就一直相当模糊。
    但“民族国家”的强化趋势不可遏止。以蒋介石为代表的江浙资产阶级,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湘川农民大众,成为广州革命政权的支撑,是中国现代史上后来的情节。这是孙中山革命阵营的进一步扩大,是从南洋开始的革命获得了中原这个更大的舞台,当然也是中国革命者们“民族国家”理念初步成型的表现。有意思的是,作为一个象征性的细节:孙中山先生正是在获取和统合内地各种革命资源之后,才放弃了文明棍、拿破仑帽、西装革履等典型的南洋侨服,创造了更有普适性和更接近中国口味的“中山装”。他肯定有一种直觉:穿着那种南洋侨服,走进南京和北京是不方便的。
    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,东方巨龙真正醒过来了,只不过在民族国家理论的框图里,巨龙逐渐被分解成中国龙、越南龙、泰国龙以及亚洲其他小龙。印尼、马来西亚、越南等地后来一再发生恐怖的排华浪潮,而中国岭南地区的很多革命者,也曾在“地方主义”、“南洋宗派主义”以及“里通外国”一类罪名下,多次受到错误政治运动的整肃。这样,作为一个民间性的共同体,“南洋”终遭肢解,在政治层面不复存在。
    “南洋”成为了一段越来越遥远的过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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