汉世祖 第759节
毕竟,国土面积大了,国防治安的压力也在上涨,到处都需要军队去驻守,去维持治安,去去弹压叛乱。再加上几次对外扩张的战事,都需要兵马的补充,而一次开宝北伐,就让大汉进行了最为疯狂的暴兵,战后虽然裁撤了一些,但大部分是保留下来,成为在籍士兵。一直到近几年,军队的进出,才进入了一种相对缓慢的节奏,每年退役与新募的数量,都维持在万人左右的低水平,并保持着平衡。
裁军与募兵并行,仍旧是军队规模管理的主要政策,只不过在裁军的大背景下,前者比重更大罢了。并且,对新募士卒的要求也更高,出身要清白,没有犯罪记录,身体素质也要更好,最好是有产良家。
按照改革方案,在十三年剩下的半年中,便要正式启动裁军行动,规模一次性不会弄得太大,不要求全面铺开,甚至只当做一个试点,目标就选定在京畿地区的禁兵。
时至如今,围绕着大汉两京,朝廷常年所屯禁军便超过十五万人,若加上全国各重要城市、战略关隘以及轮戍诸边者,禁军的总兵力便有二十多万人。
而以大汉当下的局面,中枢的权威,京畿的安全是完全有保障的,实在没有必要维持如大规模的禁军。这其中,为避免外重内虚,造成军力失衡,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因。
当决定进行裁军,那自然是内外并举,中枢的军力下降了,那边军及地方军队自然要跟着削减。而真正走出这一步后,便没有任何反悔的余地了。
原本,赵普等臣是打算从边军开始整改的,并且选定辽东作为第一处,但被刘皇帝拒绝了,在国防安全与内外平衡的考量上,刘皇帝选择了前者。
显然,比起对内地道州军队的改革,对边军的处理,刘皇帝要更为审慎一些,要为国防安全、边疆安宁所虑,宁愿暂时延后一些,并且直接要求枢密院在后续对边军的裁军计划中,务必做得更细致些。
裁减朝廷在册官兵,固然会极大地减轻朝廷的财政负担,从长远来看,是有益的。但这个过程,却不是简简单单地削减兵额、退役士兵就行了的。
为了减轻长期的财政压力,会面临短时间内更加繁重的负担,裁兵并不是免费的,至少,每年数万军队的退役,如何安排这些官兵,朝廷就需要付出一定代价去安抚,要照顾其情绪,否则惹得军心不满,人心动荡,会出大问题。
被裁撤的,可都是职业士兵,在军中,除了接受忠君爱国主义教育,便是训练军事技能,训练打仗,几万人一波地往民间转业,处理不好,对社会治安都会造成严重威胁。
早年的时候,针对官兵的裁汰,朝廷基本都会安排妥当的,除了给钱、给地,还能尽量在地方安排一个职位,要么转为待遇差些的辅卒,要么回乡里地方。
但如今不行了,大汉的官吏队伍已经足够庞大,没有那么多的位置了,同时,裁兵的规模又大,以四十万人来算,哪怕有十年的时间做缓冲,哪怕只是最低级的职位吏事,也不可能腾出四十万个位置来。
因此,当下大汉官兵退役的待遇,也远不如当初了,而为了安抚人心,也只能从钱财上想办法了。
为此,刘皇帝又让财政司每年拨款两百万贯,由枢密院、兵部、户部遣专吏管理,专门针对官兵的退役事宜,按照军职大小,予以补偿,这算是遣散费。
为了缓解财政司的压力,刘皇帝又同意从内帑借钱了,当初的借款,通过几年的时间,都还没有全部还清,也就是刘皇帝不收利息。
不过这一回,刘皇帝主动得多,没有多少废话,一切以军队事务为要。虽然每年两百万贯对朝廷而言不算太多,但是,朝廷裁军的花费,可不只一个“遣散费”。
大汉的百姓,大部分人还是很朴实的,换作军队,也一样,久经训练、严明纪律的他们,面对裁撤,或许会有些怨言,但直接抗拒是不大可能,当然,前提是给的待遇足够,要表现出足够的诚意。
但是,对于另外一批人,就不能单纯地去靠钱财安抚了。大汉的军队体系,如果队长以上就算军官的话,那么五万人的裁撤规模,就代表每年有上千名军官将“失业”。
对他们,自然不能苛求让他们像普通士兵一般回家种地务农,军职越高,越是如此。除了钱,还得给权,调任地方官府衙司为官为吏,是最好的处置办法了。
这除了继续加强朝廷对地方的控制影响外,也因为能在军队中当军官的,都能称得上大汉的人才,弃用这么多具备管理能力的人才,也是朝廷的损失。
当然,这同样给朝廷吏政管理带来一个新的考验,那就是在朝廷每年得保证额外一千多个官吏职位,以满足对退役军官的安排。
这或许有些麻烦,但终究只是小麻烦,赵普几乎拍着胸脯向刘皇帝保证,此事能够解决。而赵普打算采用的解决办法就是,对地方的官员僚吏进行一次清退行动,腾出足够的位置。
用赵普的话来讲,军队的事,不只是军队的事,军队的改革,也需要全国协调支持。军队都开始做改革,做更新换代了,官僚队伍,也该紧随其后,跟着动一动,对那些年老的、腐败的、尸位素餐的,进行调整,这是朝廷吏政的一贯要求,也符合吏治原则。
当然,话说得再漂亮,根本原因还是为了配合兵制改革,方便妥当地安排退役军官。对此,刘皇帝还是十分认同的,觉得赵普顾全大局,锐意改革,不愧宰相之姿。
在这方面,刘皇帝也是有经验的,早年的时候,为了聚揽权力,培植帝党,他就曾以各种理由把朝廷内部的一些老臣勋贵给清退,腾出位置给年轻有为且便于任用、控制的后来者。
第54章 兵制改革2
任何事务的变革,都伴随着利弊,都该从正反两面看待,在变革当下,也是随时局发展而具备其必要性的。若不以现实条件,不顾客观规律,靠着帝王抑或当权者拍拍脑袋决策,一意孤行,那就不是变革,而是祸国殃民的瞎折腾。
大汉朝廷或者说刘皇帝决定对兵制改革,自然也不是受了几道谏章,听了一些进言,便脑热心动,拍板决策。
在前面,已经有几年的酝酿,也经过多方的调查与综合考量,方才定论。财政面临的压力,也属于客观情况,是现实需要。
当然,并不是大汉的财政真的出了什么问题,以当下两税、商税及盐铁茶棉等税收大项的收入,是足以维持国家军事行政的正常运转的,十年当可无虞。
赵普等大臣所考虑的,也不是要打压军队,也不认为朝廷的财政真就到了不裁军就会崩溃的地步。
国防巩固,边境维护,军队建设,这些涉及到国家安全与政权稳固的大事,其重要性他们也同样明白,只是觉得在和平年代,以那般高昂的代价维持着那般庞大的军队,确实没有必要,军费的开支是可以也应该得到限制的,至少该限制到一个健康的水平下。
刘皇帝这些年在维护汉统,在治国理政上,也是在不断调整,更加务实,更加看中当下。但是这不意味着他就完全丧失了远见,不再具备预见性。
作为帝国的皇帝,王冠之沉重也逼得他做些长远的考虑,而不是完全待事待临头,再去仓促应对。至少,他不愿意在十几二十年后,当问题深入、情况严重到不得不改的地步,再被动地去解决。
当然,他自己还能不能活二十年,还是未知数,但只要他还在位,他能够做的,该去做的,还是要坚决地去做,尽量不要把问题抛给继世之君。这是刘皇帝作为“开国”之君的担当,也是性格使然。
但凡改革,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,那就是在纠正时弊、缓解旧矛盾的同时,也需注意到新问题的产生以及新矛盾的扩大,这是十分必要的。
在过去大汉那么多轮的变革中,也有无数案例证明了此点,没有任何一项新政的诞生,新制的改革,可以做到一劳永逸,百利无害。因此,在这一方面,大汉的君臣还是很理性的。
从此番兵制改革来看,如果成功了,能够按部就班地根据中枢制定的方案去落实,那在未来,大汉的军费支出是能够得到有效控制的,国家财政也能更加趋于理性与健康。
这是利处,也改革的根本目的,但同样的,也带来了新的问题,带来了国家财政与国防建设的新矛盾。如果这个问题不能得到解决,那么改革也难称成功,甚至可能造成灾难性的后果。
最关键的一个问题就是,在进行大规模的军队裁撤、的军费削减之后,如何维护统治,如何巩固国防,如何保障大汉这万里疆土的安全。
被裁撤的军队,他们原本所承担的国土守卫、治安弹压的职责,必需得找到替代的方案,官兵的规模可以削减,但不能以牺牲国家安全为代价。
因此,削减军队规模,只是兵制改革的第一步,紧随其后,当同步进行的,则是组织一股能够填补国防缺失的力量,那便是乡兵。
经过多年的建设,大汉早已从全国范围内建立了一套基本的乡兵体系,每年的军费之中,也有一部分专门针对乡兵武器、训练、给养的拨款,由各道州都司负责。
按照大汉乡兵建设条制,凡在册之乡兵义勇,每年在农闲时,都要接受都司下属作训都尉为期45——60日训练,包括基础训练以及军事条令的灌输,代价是可以免除一定的劳役。
在战争年代,这些有基础训练经验的乡兵义勇,毫无疑问是大汉军队最重要最可靠的兵源,是枢密院最主要的招募对象,对统一及对外战争的消耗做到了有效补充。
但是,随着时间的推移,随着和平的降临,在乡兵的组织建设上是进入了一种停滞状态的,不论是财政投入还是操训上。
毕竟,当大汉打遍四海无敌手,当战争正事实上地远去社会恢复稳定与安定之时,人们的视线自然也从战争上转移,心思也彻底放到生计的劳碌奔波上。
边境道州尚可,环境民风也适合乡兵发展,再加上军队以及都司的大力扶持,都导致边地的乡兵建设都维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,氛围也很浓厚,李继隆所言边地乡勇在边防事务上承担更多责任也是事实。
相较之下,内地道州的情况,显然不容乐观,虽然大汉民间依旧习武成风,并受到了官府的引导,但对大部分百姓来说,习武的成本还是高昂的,也没有那么多的时间与精力深切参与其中。
而经大汉此番兵制变革,对于乡兵的建设,也将加大了。而与此前那种维持基本简单的训练不同,变革下的乡兵,对其要求要更高,所承担的职责要更大,在大汉军队中的地位也要提高,待遇更要提升。
当然,这指的是那些被选拔出来,充实入大汉国防体系的乡兵。不只是边地需要正兵削减后的补充,对于地方道州上,也将成为驻军的辅助部队。
枢密院拟定的策略,是从乡兵之中,选取精壮者,编练成半军性质的军队,称为团练,是在大汉的军事体系中重新规划出一股力量,这股力量,将填补国防戍防上的空缺。
根据枢密院提出的要求,地方上的团练兵每年当保持至少两百天的训练,并要承担维护治安的职责,且异地服役。边境上的团练,则以三年为期,三年期满,再调回原籍,年龄限制,也放宽到四十岁。
最为关键的是,这些团练兵除了战争抑或执行剿匪戡乱等特殊任务时,是不给军饷的,取而代之的,是朝廷免除这些团练家中丁税、两税以及每户每年两人的劳役。
而朝廷养这些团练兵的正常支出,只有日常的训练、被服、军械、给养,装备上的要求也要低上一等,这样的待遇,与朝廷那些在籍正兵相比,可谓低廉了。当然,伤亡抚恤也是要给的,同样要次于在籍官兵。
对团练兵的建设,也是朝廷对兵制改革中,实行的最为重要也最根本的举措,而那节省的军费,也就是从中的而来。
毫无疑问,团练兵比起朝廷正兵,是要弱上不止一筹的,裁兵的影响也不是靠区区团练兵就能弥补的,大汉的国防实力会有大幅度的下降。
但是,在基本保障国防的基础上,能达到维持一个正常军费开支的目的,同时,也更加完善大汉的军队体系。
而整个兵制改革,唯一没有变动的一支军队,大抵只有拱卫刘皇帝的宿卫军了,那是皇帝的亲兵,是守护皇城、拱卫刘皇帝的最后一道防线,无论何时,其地位、其实力都不会动摇的。
另外,曾一度作为大汉军队组成部分的番兵,也遭到了裁撤,朝廷不再维持基本的编制,其中一部分有功者、心向大汉的将被挑选编入汉军。
当战争爆发,在有需要时,再进行临时征召,临时花费,组织作战,这也是消除胡民军事威胁的一种考虑。当然,如西南飞堑军这样的军队,还是保留下来的,他们已经不算番兵了。
第55章 我赵匡胤何德何能?
秋风秋雨愁煞人,不过开宝十三年的这个秋季,刘皇帝却没有这种感觉,大概过去每到秋时总是惆怅,无病呻吟也有些多,因此到了今年,刘皇帝决定换个心情,活得潇洒些。
在朝廷中枢的文武大臣们有条不紊、紧锣密鼓地推动兵制改革时,刘皇帝待在汉宫中则显得很放松。于他而言,大政既然定下,也有了详细的施行方案,具体的负责职吏,并且由赵普、曹彬这样的军机重臣亲自监督,剩下来的事情,就不需他抓着不放,定时关注一下即可。
因此,中秋之前的日子,刘皇帝过得很潇洒,每日闲情意志,练练字,读读书,听听史,带带孩子。
时不时的,召些功臣勋贵进宫作伴,喝喝酒,聊聊天,纵论古今,畅谈天下。当然,受召的基本都是老臣老将,且退居二线,没有在朝中担任实职的功臣,如郭威、符彦卿、向训、王全斌、赵匡胤、王彦升等人。
君臣一道谈天说地,追忆往昔峥嵘,也是一大乐事,当然,这只是对刘皇帝个人而言。如今的刘皇帝,已经没有人能从容地与之交流,整个天下,大抵只有符皇后能“正常”地坦言说事了,但即便是符后,也会注意态度与语气了。
在刘皇帝看来,这些功臣勋贵退居幕后,感情上或许受到了一些伤害,因此他亲自招待,示以关怀,宽慰其心,以示亲近之意,表明他与朝廷都没有忘记他们。
另一方面则是,这些贵族功臣退下之后,到底在干什么,闲下来的刘皇帝还是很关心的。虽然有秘密机构帮忙盯着,但那终究是二手的,大臣们也都学聪明了,任皇城司再是无孔不入,经过这么多年的适应,也早就学会了应对,也难以做到完全监控。
再加上,二手的消息,刘皇帝也总是有所保留,从来都不是偏听偏信,有些情况,还得他亲身亲眼地体会才能知道,谨慎也好,多疑也罢,这就是他的一贯作风。
当然,结果或许也只是求得一种自欺欺人的心安,最难测者是人心,刘皇帝也没真的长一双洞察一切的眼睛。而对于刘皇帝的这份“关怀”,哪怕是王彦升都学乖了,更何况那些老于世故的勋贵的。
退居幕后的人,或老或病,但唯独一个赵匡胤最为特殊,他正值盛年,身体也没有什么大毛病,但却不得不消沉下去。
在开宝北伐之前,或许还称得上是正常“轮休”,休养一段时间,便还有再度启用的机会,北伐时东路军主帅就是明证。
但自开宝北伐结束后,赵匡胤也基本进入彻底养老的状态,不管明面上如何,旁人如何看待,在刘皇帝这里,是选择彻底弃用赵匡胤的。
也是多方原因造成了,一是赵妃进了东宫,还生下太子唯一的儿子;二则是赵匡义,刘皇帝要用他,就必然要限制赵匡胤,兄弟父子同朝,在大汉并不少见,比如吕胤、吕端兄弟,比如名噪一时的窦氏五龙,但他们都是文臣,没有可比性。
第三,也是最重要最根本的,还是“历史”因素。过去的刘皇帝,自信乃至自负,自觉能够执掌乾坤,驾驭群豪,管你什么“帝王将相”,都敢大胆去用,并且一定程度上做到用而不疑。
但是,随着年纪的增长,那种心理也在逐渐消散,取而代之的,是怀疑,是多虑。对刘皇帝而言,赵氏兄弟自然是最值得怀疑的对象,毕竟以“史”为鉴。
皇帝老了之后为什么会多疑,不只是心态上的变化,也在于身体的老,这会让他觉得自己的掌控力不足了,甚至怀疑自身。越是英明之主,就越是如此,过去的自信,到了晚年,也往往变成自负。
刘皇帝似乎也渐渐在朝那个方向发展,而闲下来的他,多思多虑,也就不足为奇了,他也有足够的时间去关注这些。
刘皇帝保持着警惕与怀疑,结果便是赵匡胤的政治生涯基本走到了头,哪怕地位显赫,影响力犹在,身上还兼着内阁大学士之衔,都没有意义,没有实权,也就难称大丈夫。
对于这样的境遇,若说赵匡胤心里没有想法,没有一点怨言,那也是不可能的,对于一个素有壮志的豪杰来说,早早地被束之高阁,无处施展,堪称悲剧。
崇政殿,赵匡胤恭恭敬敬地退出,迈着缓慢的步子,从御阶上走下,离宫而去。脸上还带着少许明显的醺意,但脚步很稳,表情间则透着少许的苦闷,叹息都是无声。
刘皇帝又找他来喝酒了,虽然赵匡胤好酒是出了名的,但与皇帝对饮,是越发苦闷,越发乏味,也越发忐忑了。
事实上,赵匡胤这几年也是颇觉郁闷,自我审视之时,也难免陷入自我怀疑,他很疑惑,那么多功臣勋贵,皇帝为何独独针对自己。
如果说过去,刘皇帝所有的忌惮与戒备都掩藏在心理,那从近几年的情况来看,已然有些显露痕迹了,旁人或许无从所知,但赵匡胤自己是清清楚楚、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。
有一段时间,赵匡胤觉得只是刘皇帝在打压约束勋贵集团,毕竟他也算是勋贵之中的牌面人物,但后来发现,真的只是在针对他赵匡胤。而这份针对,于赵匡胤而言,也确实有些沉重。
赵匡胤始终难以释怀的是,论功劳,论资历,论威望,勋贵之中,他都不是独一份,如果没有开宝北伐的统帅履历,他的声望则还有低一等,至少无法同慕容延钊、柴荣比肩膀。
若说是外戚的身份,仍旧活跃在大汉军坛政坛上也是不少,高怀德前不久才调任安东,给秦王刘煦做副手。而论出身,论战绩效,赵匡胤都不觉得自己能盖过高怀德。
而仔细回想过去,赵匡胤也发觉了,刘皇帝对自己一直都是格外关注的,从一名禁军的中低级军官,被提拔为侍卫班直,后来更是多次提拔,委以重任,其中的破格越级,原本可以当作刘皇帝爱才,但如今看来,根本原因还是那份特殊的“关注”。
当初忌惮郭威,早早让其卸任归养,这可以理解,毕竟那时刘皇帝的地位还不算稳固,对所有的开国功臣,都使了手段。
就是有当代卫公、英公之称的慕容延钊和柴荣,他们的名望总高过自己吧,刘皇帝却始终表现出信任。
这也是赵匡胤最为不解的地方,他赵匡胤何德何能?
当然,赵匡胤不知道的是,如果柴荣身体好一些,又或者再多活个几年,那日子不会比他好过多少…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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