汉世祖 第826节
“榆林平叛之后,也不知陛下会如何安排赵王!”赵匡义又就榆林之乱,展开话题。对此,即便是赵匡胤,又如何能给出一个答案呢?想了想,道:“这就不是你我需要担忧的,太子地位稳固,陛下信任,皇后健在……”
听赵匡胤这么说,赵匡义声音下意识地压低了些,道:“据闻,皇后前些日子,又病倒了,这可不是什么好兆头,倘有不测……”
“这等事,你是从哪里听来的?”赵匡胤眉头紧锁。
赵匡义摊手道:“倒不是我刻意打探,只是这宫禁之中,何来不传之秘,出入禁宫,只要不闭塞耳目,总能得到些消息。”
赵匡胤想了想,缓缓道:“二十余载太子,已不只靠母族支撑,且以太子之资,也扛得住这些是非,我们不需做杞人之忧!”
赵匡义想了想,也觉得有道理,但还是忍不住感慨道:“这些个皇子啊,个个如龙如虎,是天家之幸,也是太子之不幸,于国而言,也不知幸也不幸……”
“罢了,今日聊得够多了,我累了,不说了!”看赵匡义那副模样,赵匡胤舒出一口气,扬扬手,一副赶人的模样。
赵匡义也识趣地准备告辞,但想到了什么,拱手道:“二哥,如今西北不太平,匡美在那边,怕是难保完全,是否可想办法召回!”
当初,因为滑州案的牵扯,赵匡美被流放西北,如今,已是多年过去了。这说流放,还真不是做做样子,赵家兄弟虽然顾念兄弟之情,却也始终不敢就此事上表求情。
赵匡胤是十分爱护弟弟的,此时,听赵匡义提起,几乎不假思索,叹道:“这么多年过去了,匡美也吃足了苦头,该让他回来了,我可不想兄弟俩今后只能再见于九泉之下。陛下,应当会给我一个面子吧……”
第195章 静默
几乎是数着时间过日子,开宝二十二年,到来了。
过去的两年,毫无疑问,是大汉进入开宝时代之后,最风波迭起,也最乱象纷呈的两年。
大案,政潮,党争,战争,叛乱……形形色色,纷纷扰扰,此起彼伏,络绎不绝,就是波澜壮阔的开宝北伐,也没有如此“精彩纷呈”,让人眼花缭乱。
这几乎是大汉建立三十余年来所积攒弊病的一次大爆发,一次彻底的释放,也是几十年治理下一些深彻矛盾的缩影。
当然,对于大汉而言,这只是巨人身上出现的一点小瘙痒,只是这辉煌时代下发生的一点小插曲,一点小调剂。帝国大势已成,或许波折,或有小势的变动,但大势难改。
一整个冬季的过去,使得大汉百姓对西北叛乱的关注度直线下降,即便是最好议政的东京士民,也被一些更为新鲜、更为有趣的事物所吸引,就是那些带有宣传性质的说书人,反复斥骂叛贼,歌颂朝廷,也觉乏味了。
甚至于,曾经一度甚嚣尘上的关内,都有些沉寂下来了,在朝廷堪称严酷的封锁政策下,三个月的时间,彻底在榆林外围构造了一条牢固的封锁线,把叛军牢牢地关在榆林境内。
冬初之时,尚能从榆林传出一些消息,不论是真相还是流言,总有一些动静能够为人所知。关内道,尤其是靠近榆林的北部地区,也是多有纷扰,人心不稳,状况凭出,当然在一干“觉醒”的官僚以及武德司的弹压下,迅速恢复平静。
整个冬季,在朝廷的全力支持下,赵王刘昉在榆林周边调兵遣将,而沿榆林周边的那些对外通道,都被严格封锁,各关隘堡垒,增兵增粮,严防死守,甚至于,除了几条主要的后勤补给通道,其余道路,全部锁死,即便一些山野小径,也不放过,通过大量火药,将路径销毁,伴随着此起彼伏的爆炸声,榆林对外(主要是对关内)通道,尽数隔断。
至于黄河沿线,各个渡口,也都屯有戍卒,更有数千骑兵,来回巡弋,夸张点的描述,一只冬鸟都难以逾越。
当然,想要做到彻底的封锁,也不太现实,但是,成规模的叛军外蹿,是被切实限制住了。叛乱之初,叛军尚能遣派贼属,行流寇事,将混乱扩散蔓延,这些人,也是刘昉第一步的消灭目标,并迅速取得成效。而在榆林封锁线落实之后,叛军流蹿裹乱西北的可能性就被压制到最低了。
或许有小股的叛贼,阴潜南下,然而且不提这其中的困难,即便让他们成功偷渡了,如何在关内展开行动,搅起叛乱,也再不容易。
整个关内道,都按级别进行戒严,尤其是靠近榆林的环、庆、金、延四州,戒严力度,几与军管相类,执行力度,更是空前。
所有民间活动,都被压制,禁止民间的人口流动,所有农牧渔民,除了受官府征召,有开具的文书凭证者之外,都只能安居乡里,村里联保互督,就是新年,都不准走亲访友。
而对任何外来者抑或行踪有异者,举报有奖,官府的差役更是时时巡逻检查,不合规矩者,即行批捕,若是被甄别判定有乱贼之嫌,那就只有吃牢饭,甚至于吃牢饭都是幸运,被投入刑徒营乃至被杀头,都一点不稀奇,乱世重典的情形,再度出现在西北。
效果自然是显著的,虽然避免不了无辜者被牵连,但若把官府的禁令当真,老老实实地待着,自然不会有事。同时,也着实让各地官府,查出了一些混迹民间的乱贼,抓起来向朝廷请功。
尤其是那些南逃的难民,鱼龙混杂,果然混入了不少叛贼,这些地方官僚的顾虑,并不是完全没有道理。在赵王乃至朝廷的强压下,他们不得不接过扶危济难的差事,一个冬季的时间,自环庆至金延,前前后后接收了四万多的难民,其中抓了上千人……
在开宝二十一年后半个冬季,整个关内呈现出一种肃静的状态,民间的流动与活动,大为减少,除了长安以及各州城,甚至不容许商贾轻易通行,即便能,也需要有官府开具的印有道司关防的通商凭证。
过去那种,商旅如织,人流如潮的情况,不复存在,通行于各官道上的商旅驼队,要么是军队运输的车队,就是有背景,有靠山的豪商大贾。
为了配合榆林剿贼的大局,西北各地官府不得不出台政策,限商限行,控制人员流动,以保证治安,维持稳定,一刀切的做法,也往往省事易做。
不过,这么多年了,大汉的体制早已完善,在城市的管理上,也日趋成熟,因此,倒也不是完全不知变通。
通商证,就是如此时局之下的一个变通手段。大汉的这些城市,毫无疑问,基本都属于消费型城市,都需要海量农村资源的供应,即便是处于市镇中的那些作坊、工场,其原材料供应,也需要从外部采购。而在其中起主要流通作用的,就是那些奔走于城市与乡村之间的大商小贩。
因此,从头至尾,官府出台政策,都只有限商,而非禁商。冬季,乃是各项民生资源消耗最严重的时节,这种情况下,如果不能保证市镇内正常的生产生活,那也是会出乱子的,倘是那样,反而本末倒置,与维稳的初衷相悖。
榆林的叛乱,显而易见,给关内乃至整个西北官民的生计造成了严重影响,时局如此,在官府的禁制下,更有不少商户破产,尤其是那些抗风险能力较差的小商小贩。
即便稳定性最强的农村,也受到波及,为了配合榆林的剿匪,官府的劳役、兵役征召令,是大把地撒向广大乡野。
同时,也促发了一股还乡潮,很多在城市镇甸中混不下去的人,找不到其他出路,基本都选择先回乡窝着,等待解禁的一日。
危险与机遇,从来是相伴的,此事亦然。在几乎遍及整个关内道的大管制之中,同时也避免不了权钱交易,也催生出了一场财富狂潮。
普通的商贾,看到的只是官府限制,生意没法做,日子没法过,但对于那些少数大商,却是难得的机遇。聪明的有实力的人,在面临规则乃至禁令之时,想的却是如何借着这个机会牟利。
城市的需求始终存在,即便是官府也不能禁绝,有这道口子在,那些从事运输贸易的商贾,自然得到了一个巨大的商机,竞争者直线下降,他们却可以籍此张开饕餮巨口,尽情地收割财富。
一张通商证,在可以转让的前两个月,甚至被炒到万贯一张,像长安、凤翔这样的大城,不投入个数万贯,根本拿不到。还是道府察觉这其中的乱象之后,方才打了个补丁,禁止通商证的转让,以实名实商注册。
即便如此,关内道御史察觉到其中的问题,也向朝廷奏报此事,言关内禁策过于扩大化,以致奸商作祟,大发国难财,关内物价飞涨,民生不安,希望朝廷及时拨乱反正。
至少,在一些有识之士眼中,即便要行限禁之策,也不必全道施行,像关内南部,远离榆林,就实无不要。至于陇右、河西部分地区,就更是凑热闹了。
不过,这样的提议,经过政事堂一番讨论之后,采取了默认态度。道理是那般,出现的乱象也是事实,只是凡事有利有弊,倘若真因地而论,那对关内诸官府的组织与执行能力,又将是一道巨大的考验。
一刀切或许会产生弊端,但不这样做,新的问题乱象也就随之产生,就目前来看,已经有一些关内道之外的商贾,削尖了脑袋想要参与进关内这个难得的财富狂潮,这世上,绝不缺冒险投机者。
不过,御史的进谏,也不是没有任何效果,至少太子刘旸在得知关内的情况之后,对于那些乱象,就十分不满,只是为顾全大局,不得不暂时忍耐。
西北问题频发,始终肃而不清,不只是刘皇帝,就是向以宽仁著称的刘旸,也失望至极,有些无法忍受了。
针对于此,又督促吏部,对西北吏治,拿出一套更进一步的整治条制来。而对那些借机谋利的商贾,也要做好秋后算账的准备,赵匡义就很贴心地提出,那些官商勾结、权钱交易、囤积居奇乃至偷税漏税,可都是堂堂正正的理由,完全可以利用,不必急于一时。
喜欢牟取暴利的人,总有个上限,鱼肉百姓者,也往往是权力下的鱼肉,在割韭菜之事上,朝廷干得也不是一次两次了,早已得心应手。如此,方才稍稍消解了太子刘旸心中的不满。
而不论封锁榆林的政策,有多少过激之处,又造成了怎样的后遗症,但在平叛事宜上,却取得了立竿见影的效果。
待进入开宝二十二年之后,榆林道就仿佛从大汉消失了一般,除了宣慰司偶尔而发布一些官报消息之外,再无其他内容,好似被遗忘了一样。
第196章 再没有比饱暖更真实的了
事物的发展总是有迹可循的,榆林之事亦然,朝廷的严厉封锁之下,消息闭塞,但通过一些蛛丝马迹,也能够简单地判断出,那里并不平静。
关内道前后征召的兵役、劳役,超过十万人次,成千上万的马车、驼队,装载着数不尽的粮草军械,向榆林输送,而最显著的,就是自赵王刘昉率军北上榆林后,在接下来的两个月间,陆陆续续,有超过五万的朝廷各路官军也踵迹以入榆林。
至于那些背插军旗,骑着健马,飞驰于榆林至东京驿道间的驿卒,整个冬季都没有停歇过,或传令,或上报,或通知,而诸驿,尤其是那些军事驿停,也始终处于连轴转的状态。
消息的封锁,仅仅针对那些层级不够的普通人,但对于大汉上层权贵而言,榆林究竟是什么样的状况,即便不能全悉,也多少有些耳闻。
当然,最清楚的,除了剿贼前线之外,就属政事堂了,就是刘皇帝都未必有全方面的了解,他只是适时地查问一番,真正关注着,替他顶着的,还是太子刘旸,而刘旸,对此也一直比较上心。
不过,对于榆林的平叛,刘旸这个太子也十分坚决,没有优柔寡断,没有心慈手软,能够拯溺那数万榆林难民,已经是他努力的结果了,问心无愧,至于其他人,力不能及,自不必强求。
对榆林进行一次彻底的清洗,这是刘皇帝的态度与想法,但具体怎么做,并不在意。而由赵普提出的这项封锁政策,不得不说,很毒辣,完全是打蛇七寸。
当初,赵王刘昉在北上榆林之后,除了把定边周边的一些叛军以及党项人驱杀之外,并没有太大的动作,而后直接东进,入驻扎夏州。
其后,刘昉便把精力放在平叛指挥系统的构建、指导思想的建设以及军事准备上。如果说关内,在静默管理下,只是生出了一些弊端,产生了一些后遗症,引起了一些民怨与不安,那在榆林,则完全是另外一种形势。
平叛从封锁榆林开始,随着刘昉的抵达,在榆林境内,也彻底展开。刘昉往各州县城镇派驻军队,增强防御能力,同时大挖封锁沟,把城镇、据点与广大乡野隔绝开来,军队的重心,也放在抵御叛军骚扰以及保障后勤补给线上。
到二十一年隆冬之际,大汉对榆林的统治,已仅限于夏绥银盐灵这些主要城镇,城镇之外,基本处于放任自流的状态,似乎将之彻底遗弃了一般,随叛贼。
剿贼行营向各官府及全军发布的命令中,直白地写着一句,不使一粒粮、一匹布,流入叛军之手,当然,最终演变成的是,榆林过去需要从外部输入的各项资源,被彻底断绝,尤其是粮食。
榆林的生存条件,本就恶劣,过去也没有经过太精细的开发,汉胡矛盾,也牵扯了发展进程,一直以来,都是通过皮货、甘草、青白盐来支持当地经济的发展。而本身农牧业的发展,并不足以满足整个榆林的生存需要。
乱事一发,脆弱的经济体系,就彻底被打破了,叛军烧杀抢掠,裹众作乱,官军严防死守,驱逐限制,一个冬季过去,整个榆林,以一种超乎想象的速度衰败下来。
刘昉进榆林之初,不论是盐州的袁恪,夏州的李继迁,还是其他大大小小的叛军,都警惕异常,甚至做好了全力应对一轮浩荡进剿的准备。
像袁恪,由于大本营明湖乡距离定边太近,干脆放弃,向北转移,想要把官军吸引到党项人的活动区域对付。
结果,抛足了媚眼,官军根本不为所动,刘昉的目光更是没有放在那些叛军身上。随着时间的流逝,随着天气逐渐严酷,随着官军一系列的调整展开,即便再愚钝的人,也都反应过来了。
官军的手段,实在太毒辣了,进军平叛,剿杀的只是造反的叛军,而如此封锁,对付的却是整个榆林境内的人口,不论胡汉。
此前,各城官府,还能收容一些主动来投的汉民百姓,也予以一定保护与救济,等各城的封锁沟挖成,这条生路就断了。至于向南逃难,见机早,走得快的,还有生还的希望,慢人一步者,也逃得没得逃。
进入二十一年十二月后,在大部分官军眼中,除了依附于城镇的那些难民以及一部分杂胡之外,剩下的全都是叛贼。事实上,榆林并不是全境皆反,但是,官军这边,已然如此定性了。
带来的后果,是严重的,也是可怕的,人要生存,需要吃饭,需要穿衣,但是,在如此混乱的时局下,在如此坚决的禁令下,他们基本的生存权力,都已经在事实上被剥夺了。
被困在榆林的胡汉人等,他们的选择并不多,在官府把生路断绝之后,要么等死,要么参与叛乱,与官府作对,如果被剿灭,那还是死路一条。
当然,对于这些后知后觉有从贼之嫌的人,官府并不是完全不给机会,早在之前,刘皇帝就曾说过,提叛贼头颅投官者,可免死。
而这一条政策,将贯穿整个平叛过程。
普通的汉胡平民,在这样的浪潮之中,是极其无力的,一个冬季过去,榆林冻死、饿死、杀死了多少人,谁也不清楚,但是,那些废弃的村寨,横躺的尸体,说明了一切。
当然,在朝廷如此平叛政策下,那些叛军,也极其难受。叛军也是人,也需要吃喝,粮草、武器也需要消耗。
即便通过叛乱初期的大肆的抢掠,获得了大量财富、牲畜与粮食,但那都是一锤子买卖,成千上万的叛军的消耗,同样巨大,坐吃山空,也终有耗尽的一日。
在榆林大乱,各项生产活动荒废的情况下,连抢都没地方抢,榆林就这么大,就这么多人,就这多资源,叛军的军需来源,就更加狭窄了。而随着时间的推移,情况就更为严重。
到十二月时,榆林的各路叛军,彻底按捺不住了,真就感觉陷了朝廷构建的一座囚笼之中。到这个地步,所谓党项复兴,抗汉大义,所有对荣华富贵的奢望,都慢慢消融了,什么也不如吃饱穿暖来得重要,来得现实。
在寒天雪地之际,各路叛军,像无头苍蝇一般,在榆林横冲直撞,到处乱窜,奋力反扑。有冲击州城的,有攻击汉军补给线的,但这两项,也是官军下死力气维护的,叛军自然碰了个头破血流。
相对容易攻击的,是那些运输队伍,不过,行营除了派遣精兵押运之外,还有降了一道命令,事若不济,即行焚毁,若使之落入叛贼之手,军法处置。因此,往来关内榆林的辎重队伍中,往往存在这么一些人,他们的职责不是押送保护,而是随时准备焚毁粮草军需。
想从官军手中抢食,难度确实大,也危险,因此,很快,榆林的“义军”开始互相攻击抢夺粮食物资,只为争取一丝生的希望。很多时候,血拼一场,发现对方除了一条烂命,也不剩什么。
轰轰烈烈的榆林大叛乱,还没有熬过二十一年,就陷入了分崩离析,自相残杀的境地。对此,不论是袁恪还是李继迁,都倍感无奈,当然,这等时候,自顾尚且不暇,又哪里能制约那些叛军了,即便那些人接受了他们的封赏。
如果说榆林叛军中有谁是值得刘昉重视的,大概也就袁恪与李继迁这二人了,他们有手段,有策略,当然,实力也最强,都各拥数万之众,当然,他们承受的生存压力也最大。
这二人,同样没有坐以待毙,而是选择主动出击。夏州那边,在刘昉亲自坐镇的情况下,李继迁不敢南下,于是选择北上,他要去打河套。
盐州的袁恪,也不甘寂寞,经过几番尝试,数度失败,横山难越,关内难入,他选择了尽起贼众,西进灵州,汇合灵州叛众,意图渡过黄河,到河西就粮。
第197章 血色榆林
不论是李继迁还是袁恪,都勉强称得上是“枭贼”,都具备被时人称之为豪杰的气质,没有到绝境,总是选择要挣扎一二。
但是,刘旸可以坐视榆林的混乱,放弃除城镇之外几乎所有地区的控制权,但也不会任由叛贼行动。对进攻城镇的乱军严防死守,对劫掠运输线的贼军更是重点打击。
像李、袁这等在朝廷甚至是刘皇帝那里都挂了号的叛首,也是刘昉的重点目标,按捺不动,只是策略问题,属于战术沉默,并不代表一成不变,自缚手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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